宁波月湖公园之银台第，曾是帝师童华的故居

“师道天下尊，银台百仞悬。”银台，即传说中天上王母所居处，又说是月亮的别称，此处指古代官职。因宋有银台司，其司署设在银台门内，掌管天下奏状案牍，故名。明清时，其与通政司相当，故也称通政司为银台。

银台第原为清道光通政司副使童槐的家宅，因童槐担任过通政司副使等职，故这座宅第也被称为“银台第”，位于月湖之北平桥街的拱桥边，20 世纪末在月湖景区改造中，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，如今依然低调沉稳，如同史书。

银台第坐北朝南，面向月湖，分为前、中、后三进。现中轴线上有门厅、大厅、正楼、后堂等建筑，东西两侧配有厢房、书楼，占地面积约2300平方米。建筑格局规整，布置合理，用材考究，装饰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，是典型的清代中晚期宁波城区官宦住宅。

其中主厅绳武堂，是议事、行礼、交际之所；今白华堂，则是宅主祀祖敬宗的地方；花厅为童槐之子童华晚年辞官归家时治学之地；雅玩室，作为主客闲暇时博戏玩耍处所；闺房乃清代官宦小姐的私密空间，内中所陈之绣品花鸟四条屏，据说还是清代留传下来的老物件。因银台第官宅宅址原是宋代的都酒务（又称郡酒务），故其宅冠有都酒务名头。都酒务，顾名思义就是官方酿酒、藏酒、征收酒税等的机构。另外，还有磨坊、书房、沐浴房、藏书楼、佛堂等场景式陈列，辟为银台第官宅博物馆。

据载，明洪武年间（1368～1398）进士、官秘书郎童全，自慈溪迁鄞县梅园乡建岙[1]，旋又迁至城内月湖西岸，分居廿四间、西门外千柱屋。清通政司副使童槐、礼部右侍郎童华、翰林官山东劝业道童祥熊等皆其后裔。

银台第第一任主人童槐（1773～1857），字晋三，一字树眉，号萼君，鄞县人。幼时家业零落，6 岁失怙，然性耽劬学，发愤读书。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19 岁的童槐补鄞县生员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童槐以岁试一等第一名补廪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，童槐中进士。后曾任地方官吏和京城高官，在江西、山东等地都留下了他的为官足迹。他回归故里后，在一水绕绿的月湖畔选景择地，建造官邸，后竟成为童家子孙累出功名的发祥地。其子童华、孙童祥熊皆为进士。进则天下仰，故童家有“一门三进士，父子同翰林”之说，至金玉满堂，福禄寿喜均沾。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》载：

槐早官祕省，熟谙典章，工书善射，能画山水人物，先后掌教月湖、慈湖书院及陕西之关中、江西之鹅湖、广东之学海堂，与生徒讲解无倦。家居三十年，地方吏遇重大事，必以相咨云。

又，奉谕秉公办理，不避嫌怨，在任一年，结旧案千余件，释无辜千三百余人，又结新案千八百件。道光元年（1821）调湖北，未履任，改通政司副使，明年因事早迁，改捐郎中，引疾归里。咸丰七年（1857），卒，年八十五。

因童槐掌教月湖、慈湖等本土书院，故在当地师位最尊，师道最重。其家宅之右，有藏书处名得月楼，惜1999 年为拓路而改动。童槐诗多怀古、纪游之作，风格清润，间有奇气，主要著作有《过庭笔记》《今白华堂集》等。据报道，东钱湖畔曾发现童槐所题墓碑，碑长约3.5 米，厚18 厘米，高67 厘米。专家称童槐作品存世不多，如此特大尺幅之书法，更是少之又少。另据称，童槐曾为四明史氏三十一幅祖像作过题跋，该套史家祖宗画像、传记及题跋，乃宁波唯一入选国家遗产榜的档案文献，跋中的每个字约一厘米见方，可见其擘窠、小楷都相当出色。

童槐之子童华（1818～1889），幼时遍读诗书，学识丰富。《鄞县通志·文献志》载：童华，字帷兖，号薇研，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官至吏部右侍郎，上书房行走，国史馆副总裁，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其性诚厚，为学尚实用，曾修砌偃月堤，精于天文、舆地之学，善诗文，书画均佳，著有《竹石居诗文抄》等。

童槐之孙童祥熊（1844～1917），名坚国，字小镕，号次山，光绪九年（1883）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官至安徽道台、山东劝业道道台。童祥熊之孙童书业，为现代著名史学家。

据《宁波日报》（2016 年3 月11 日）报道，天一阁新发现曾国藩等人批注《童薇研（童华）先生馆赋》，含童华所作赋稿13 篇。所谓“馆”，指翰林院；“馆赋”即在翰林院所作之赋。童华曾任翰林院编修，与曾国藩既为同年，又是同僚。后曾国藩出任督抚，与童华交往甚深。《曾国藩全集》中，亦有多封致童华的书信，且时间也多在同治年间（1862～1874）。

家住与银台第百米之遥的甬籍文史专家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周退密，曾向天一阁捐赠《先总宪公日记》书稿手迹等。“先总宪公”，即幼时遍读诗书的童华。其日记称：5 岁时，“先公授《千字文》《诗经》”；7 岁时，“表兄张恕授《书经》《尔雅》《唐诗》”；8 岁时读《易经》；9 岁时读白居易、陆游的诗，以及《左传》《礼记》；11 岁时读《四书》《春秋》《孝经》……日记还记载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九月，皇帝大婚之日，太后懿旨，上书房行走的黄倬、童华，国子监祭酒张鋆“赏加一级”；“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十一月初一，上出天花”，等等。

又据天一阁博物院典藏研究部工作人员介绍，童华少年早慧，才思敏捷，学识出众。20 岁就中进士，且殿试二甲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朝廷中论科第先后者，无与伦比。年少登第后，仕途坦荡，一直做到礼部侍郎，而且入值上书房26 年。上书房是皇子皇孙们上学读书的地方。“入值上书房”，说明童华在上书房供职，有着帝师的身份。

由宁波传统航运商帮南、北号[2]捐资创建的安澜会馆和庆安会馆，是同业航海之人聚会和祭祀妈祖的场所，其中的南号亦曾不惜重金，礼聘童华之子童玉庭等为公行先生，足见其神通广大。

历代帝师，为数不少，但责任甚重，其不仅是狭义上教君主文化知识，更要教帝王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，绝非一般水平的人所能担任。作为皇储教育的一个部分，帝师教育的意义远远超过家师家教。童华作为光绪帝的老师之一，懂得教导君王的智慧，有执教之明、教帝之贤和教帝之招。凭其帝师之位，银台第也自然有了“帝师故居”之称。

报载，2017 年宁波市教育部门曾收受一套刻于清同治年间的14 册《五经鸿裁》“巾箱本”捐赠，其大小类似于如今便于携带的袖珍本口袋书，内中收录了古代科举考试“五经”科目的范文，收有曾国藩、何绍基等进士的部分佳作，其中一篇就是童槐的“八股策问”。

对童华赞誉最多的重量级人物，当数父子同为帝师的翁心存和翁同龢。翁同龢，字声甫，一字均斋，号叔平，在常熟翁氏“同”字辈中排行第六，同行称之“六兄”，其后又自号“瓶生”，自署“瓶居士”等。曾担任同治、光绪两朝帝师。为民间所熟知的是，他在任刑部右侍郎时，曾为杨乃武与“小白菜”冤案平反昭雪。翁同龢作为著名的晚清重臣，曾担任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中枢要职，并参与主持科举考试四十多年，在宫廷教育等方面更是独树一帜，他说童华“自通籍至终于仕，凡五十二年，朝廷论科第先后者，无与为比”。

清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主持浙江乡试，童华考中举人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会试，考中进士，为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此后，因其父母先后去世，在籍丁忧。至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服满回京，谕令在上书房行走。

童华系翁心存门生，故常去拜见，因执意行跪拜之礼，翁心存又坚推不得，有次回礼时竟不慎蹉跌，伤及手指，并因此传为佳话。当时，比童华年轻的翁同龢，同在翰林院，尊称童华为“童老前辈”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童华任江苏学政，同治八年（1869）任工部右侍郎，同治十年（1871）学政任满回京，仍在上书房行走，授读惠郡王兄弟。因翁心存曾授读老惠亲王绵愉，故童华与翁同龢的来往更为密切。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童华与翁同龢等共同担任顺天府乡试副考官，知己之间座谈对弈，交往更深。

光绪八年（1882），童华升授左都御史，此职位较为轻松，任内亦无大事发生，且其时又年老体弱，故常告假居家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二月，童华因腹泻不止，药石无效，撒手人寰。时翁同龢代为草拟遗折，谕旨照侍郎赐恤，并亲自主持吊唁。后又应童氏之子请求撰写墓志铭，翁将此交由文廷式代撰，并付给文氏三十两银圆作为润笔费用。童氏女婿郑姓，曾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前后任常熟县令，亦常怀感恩之心，念相助之人，多次前往瓶庐拜访翁同龢。高出者必有不足，得意者必有遗憾，不具述。

绕着银台第的墙根，发现一墙之隔，咫尺之遥，香花与杂草共生。昔日门第很高的银台第，在月色如水的夜里默然无语，看似繁华落去，但四周依然一片清辉。我们看不到历史的原貌，只有通过历史记录去了解。而经传所记又难免有所得失，此既为其神秘性，又是缺陷性，陈墨难展，长书难释。

但有时的沉默，也是一种高度，唯有沉默，才留火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