宁波三江口，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见证者

繁华千年的宁波城市，因三江汇聚而生，而兴，而名。

宁波三江，是指宁波境内的三条主要江流，即余姚江、奉化江、甬江。三江口，则是指这三条江的汇合处。三江汇聚后，流入东海。

宁波城市是伴随着三江的水流发展起来的，宁波三江口则见证了千年宁波的沧桑历史，同时也承载着宁波人的乡愁与往事，尤其在老一辈宁波人的记忆中，宁波三江口是最繁华的地段，是城市的中心，是梦里的印记。

作为宁波城内最早的港埠，海运与漕运的咽喉，三江口亦为兵家必争之地，所谓“浙东有难，必先于pagenumber_ebook=20,pagenumber_book=12”是也。而作为大运河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，三江口自古以来始终是宁波对外开放的优良港口。特别是唐朝时期，“海外杂国，贾船交至”，宁波与扬州、广州一起并称为中国对外开埠的三大港口；宋代，宁波又与广州、泉州并列为当时三大主要贸易港；清末，宁波被定为“五口通商”口岸之一。自宋代浙东运河全线贯通后，到达宁波的内河航船，一般从三江口换乘海船经甬江出海；同样，东来的海船在宁波三江口驻泊后，改乘内河船经浙东运河至杭州，与大运河对接。

如今的宁波三江口，已成中国大运河实现“河海联运”的黄金之枢，并在大运河的最南端以“海上丝绸之路起点”之名，承古接今，把中国与世界联结在一起。如今三江汇聚处旁所立的“大运河出海口与海上丝绸之路启航地交汇处”石碑，即最强印记。铭记历史，悉可稽考。

远古时代的宁波三江口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那时这一带还比较荒凉，尚未成栖息之地，亦没有城墙。东晋隆安三年（399），孙恩率部自海道南下浙东沿海，入大浃口[1]，溯甬江而上，攻下句章。晋帝令刘牢之等伐之。隆安四年（400），刘牢之在三江口一带筑城墙阻之，孙恩受挫，领20 万军撤往舟山群岛。刘牢之命刘裕守城。孙恩再犯，围城数十日，刘牢之率大军援之，孙恩始退海上。隆安五年（401），宁波老城区西边筑起了我国古代东部与港口有关的最早城墙——筱墙，黄南山的《三江亭赋序》记有“刘牢之讨孙恩来句章，营于三江口，后人称其遗垒曰‘筱墙’”。筱墙巷之巷名，今犹存。

据三江口一带考古出土的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，从东汉晚期开始，随着农业生产与贸易的发展，三江口区域的人口不断增加，区域经济日趋繁荣。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载称：“会稽海外有东鳀人，分为二十余国。又有夷洲及澶洲[2]。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，求蓬莱神仙，不得，徐福畏诛，不敢还，遂止此洲，世世相承，有数万家。人民时至会稽市。”

另据专家介绍，筱墙的修建，标志着早期城市的加速成型。有资料表明，三江口一带在约150 年的时间里水文特征几乎没有变化，在近2500年内变化也不大，属于相对稳定的风水宝地。且早在东晋时期，三江口一带海路北可达渤海湾，南可及台湾、海南岛、交趾[3]等地；漕运则通过渠水，直抵当时的郡治[4]，并可顺钱塘江直达京都[5]，宁波早期越窑青瓷出土于南京即为例证，三江口作为江海运输的交接处和发力点，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时，三江口已具港市雏形，并逐渐发展成为海内外商贸的中心地带，其市井百态和商品交易等在《宁波考古概略》里均有详载，其作为商品集散中心，发展潜力开始逐渐释放。

东晋发端后，历经南北朝、隋朝，尤其在唐朝建立之后，明州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。据有关史料记载和专家介绍，隋开皇九年（589），句章、鄞、pagenumber_ebook=23,pagenumber_book=15、余姚四县合并而立句章。唐武德四年（621），改句章立鄞州，武德八年（625），再改鄞州立pagenumber_ebook=23,pagenumber_book=15县，开元二十六年（738），于pagenumber_ebook=23,pagenumber_book=15县基础上设立的明州及其附郭pagenumber_ebook=23,pagenumber_book=15县，初治于三江口一带。

特别是唐长庆元年（821）前后，三江口一带除了修筑明州城池，还有僧伽塔、灵应庙、开元宫、开元寺、太平兴庆寺、天庆观、纯孝庙、吴刺史庙、至圣文宣王庙等寺庙宫观，官吏、商贾、僧人、船夫、旅客等往来如织，熙熙攘攘。无论是城外的水利兴修，还是城内的基础设施建设，以及制瓷、纺织、造船等手工业和海内外各类贸易等的发展，都为明州港地位的确立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古人特别注重风水，基于明州依山傍水、濒江带海、江河交织如网、水系四通八达以及容易引发水患等的考量，时明州刺史韩察选择三江口之西北隅营建官署，构筑城池，即明州建城时，以三面环水为吉；而城墙所围之处，则为明州子城，今鼓楼即昔明州子城南城门。经考古发掘，与《宋书》所载吻合。

唐乾宁五年（898），明州刺史黄晟兴工构筑罗城（外城）。据宝庆《四明志》载：“罗城周回长二千五百二十七丈许，计一十八里。奉化江自南来限其东，慈溪江自西来限其北，西与南皆它山之水环之，唐末刺史黄晟所筑。”黄晟墓碑亦云：“此郡先无罗城，郭民若野居。晟筑金汤壮其海峤，绝外寇窥觎之患，保一州生聚之安。”至此，明州城巍然立于世，城墙高垒，城楼高耸，吊桥高挂，闸楼高峙，本固而邦宁。其护城河之碧水，亦汇成江河伟观。

三江水流来历，分明清晰，一发于东四明，一发于西四明，俱数百里，汇于城下，出大浃江趋海。奉化江发源于四明山麓的秀水尖，出县之惠政桥下，与诸溪水汇而南来，亘府城之南，然后与慈溪江[6]汇而入海，随潮上下。而慈溪江发源于上虞境内的四明山，至丈亭而分：一贯邑中，一环邑前，二江皆东来，至西渡复合，亘府城之北，入于海。

随着古城的修建与扩建，到了宋代，明州城的面貌焕然一新，无论是城门规制、衙署设施，还是街巷、桥梁及其他建筑的设置布局，都凸显出江南古城的独特风貌，并随着明州港与广州港、泉州港并列为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，明州市舶司（务）地位显著。市舶司（务），即旧时管理中外互市船舶的机构。当时三江口附近的东渡门至灵桥门一带的岸上，建有专门为舶商验货入城服务的市舶务和市舶库，其标志性建筑即“来远亭”[7]，还有用来专门收税的“环富亭”。

现位于江厦街与东渡路三角地段的天妃宫遗址，原建于宋绍兴三年（1133），另有一说法是绍熙二年（1191），用以供奉航海保护神妈祖，今立有“宋·天妃宫遗址碑”，可见宋时三江口经济文化更加繁荣，明州城由发端走向鼎盛。

三江口有三江亭，在郡城东门之北。北宋天禧年间，郡守李夷庚曾居住于此。绍兴年间，郡守潘良贵重建。潘良贵乃浙江金华人，北宋政和年间进士，官至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，曾任明州知府。他在《三江亭记》中有云：

四明在浙东，最为濒海，宜有瑰奇伟特之观，快登临者之心目。予到官二百余日，所向狭陋，殆未之见。一日，送客之东门。循城而行，大江横其前，群山拱其外，岛屿出没，云烟有无，浪舶风帆，来自天际。又州之井屋，左顾右盼，尽在目中。予欣然曰：“噫嘻！此明州之绝景也。”于是作亭其上，以为郡人游观之所。……江之东，旧有亭，名“三江”。更兵火坏，不复存。此亭之成，人谓尽谓三江之胜，因取其名而榜之；亦从父老之愿也！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正月二十八日谨记。

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全祖望在《鲒埼亭集·外编》中也有《重修三江亭记》，其中有“三江之口，旧有亭焉。宋建炎兵火之后，无复存者。绍兴中，集英潘公良贵别建之。自为之记，又为之诗。谓其尽得三江之胜”之句。郡守潘良贵的《三江亭》诗，遣事运典，信手拈来，可当文读：

假守衰颓病日侵，湖山虽好倦追寻。

登城忽睹三江水，快我生平万里心。

聊筑小亭怡父老，敢承佳句粲珠金。

春涛正待诸君赏，更拂诗牌看醉吟。

宋代陈栖筠《和潘良贵题明州三江亭韵》，也写得十分精彩。

红尘一点不相侵，下瞰澄江几万寻。

地接海潮分鼎足，檐飞凤翼峙天心。

三山有路云收幕，午夜无风月涌金。

欲识龚黄报新政，满城争唱使君吟。

昔日三江沿岸的来安门、甬江楼、来远亭、天后宫、晁公祠、环富亭、扬司舶江楼、张玉田卜肆、江下寺、桃花渡、船场、超然亭、战船厂、江心寺等诸多胜迹，未能永存。

今三江口立有“日本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”。道元禅师是日本佛教曹洞宗的创始人，也是日本佛教史上最富哲理的思想家。其曾从日本来到天童寺学习，精益求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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☉三江口鸟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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☉东门口

《四明谈助》谓三江口：“凡番舶商舟停泊，俱在来远亭至三江口一带，帆樯矗竖，樯端各立风鸟，青红相间，有时夜燃樯灯。每遇阁广船初到或初开，邻舟各鸣钲迎送。番货海错，俱聚于此”，而三江口所在地东门口，则是四海之船、五方之贾云集之地，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俱汇于此，可谓“通古今、聚精华”。虽为弹丸之地，却历尽沧桑，浓缩为一部古代繁华史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宁波被定为“五口通商”口岸之一。三江口沿岸成为最早的老外滩，曾是英、法、美等国外来人士居留区域，历史上也称为外滩。从1923 年到1931 年，宁波城展开了拆除城墙运动，三江亭等遗址也随之拆除，让人想到了渔民们网箱中养着的鱼。物且如此，人何以堪？片时冲动，时人闹场，成一段伤情史，留下永久的痛。

让城市建设更亲民，是所有人的愿望。如今的三江口不仅繁荣，而且时尚，这当然也离不开宁波人口中的“东门口”，其地早已成宁波城市的标志与象征。遍布世界的宁波帮，驶向世界的宁波港，都从这里起步。

繁华千年的宁波三江口，早已模糊了古今中外的界限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共存，已然是宁波的一张亮丽名片，内发，外成。